韩石山：我一直想给山西写一本书
感谢三晋出版社的朋友，在省图书大厦组织这么个讲座。
三晋社给我出了两本书，一本叫《我比前贤路已宽》，一本叫《读书做人谱》。这么说似乎不妥，因为两本书里，只有《我比前贤路已宽》是我的，另一本《读书做人谱》，是清朝同治年间，四川新繁人龙炳垣先生写的，我只是做了些释义。龙先生的书，有三万字，现在全书十八万字，简注一万多字，释义当在十四万字。
多少年来，我一直想着，怎么能给山西写一本书，山西人看了，能振作起来。没想到，无意之间，做成了,就是这本《读书做人谱》。
这本书的完成，是个漫长的过程。2010年领受了这个任务，放了一段时间，2012年夏天写起，交稿后我就不管了。又拖了几年，一是央求南京的朱赢椿先生做装帧设计，朱先生是大忙人，一等就是两三年。二是印制，选了北京的雅昌公司，也是慢工出细活。这个拖延，是值得的。不说别的，朱赢椿先生设计这么个本本，就算里面一个字也没有，都值定价那个钱。朱先生是个奇才，装帧设计的大奖，几乎得遍了。最近出的《虫子书》，让全世界出版界都震惊。好些大师的构思，你会说你也能想出来，朱先生的《虫子书》，你要这么说了，别人会捂住嘴笑。
为什么要将此书作为写给山西的书，下面再说。作为引子，要先说一下《我比前贤路已宽》。这是一本集子，以我的几篇传记为主。若说有什么主旨的话，就是，读书如何让一个濒临毁灭的家庭，再度振兴起来。
过去时代，讲究家庭成分。我家是富农。“文革”前的情况，就不说了，只说一下“文革”后期的情况，就知道这个家庭沦落到什么地步。我父亲在外地工作，我在外地工作，老家一个两进的院子里，窝着八口人：我母亲和四个弟弟，我媳妇和一双儿女。最为头疼的是，我的两个弟弟，一个二十三四，一个二十一二，都窝在家里，让父母能愁死。在那个年代，像这样人家的男孩子，找不下媳妇的，多半会招出去，就是寻个贫下中农家庭，做倒插门女婿。但是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两三年，我们家的大门上了锁，一个人也没有了。先是我将妻子和两个孩子接出去，转为城市户口，再下来是父亲单位落实政策，将母亲和两个小弟弟接出去，转为城市户口。两个大弟弟，怎么办呢？更好，同一年考上大学。三弟没上过高中，考的是师专，四弟上过高中，考的是南开大学经济系。
什么救了这个家庭?
除了时代因素，我要说，是读书！
我一直想给山西写本书，就是想让山西人认识到，这块土地，地理上有缺陷，人文上有缺陷，靠当官发财，救不了自己，也救不了这个地方。靠读书，说不定救得了自己，也救得了这个地方。
山西这地方，从来就谈上不文风昌盛。这两年，各地都在出文化名人传记，我们也出。我看到的规划上，永济的柳宗元，祁县的王维，太原的白居易，夏县的司马光，多了去了。他们不知道，古代人讲究郡望，就是祖籍。这些人，只是祖籍在这儿，并非生活在这儿，有的连出生地都算不上。有本书叫《郡望百家姓》，像我们姓韩的，就说是南阳韩氏，凡姓韩的，都是南阳出来的。他们真要出生在这儿，生活在这儿，十有八九成不了大作家、大诗人。有人会说，唐诗里，写山西的诗可多啦。那是这个地方，古代属边鄙之地，争战之地，来这儿的文化人多，恰恰说明这儿的文化并不发达。
远的不说了，就说明清两代，五百多年间，山西连一个状元都没有出过。新文化运动，该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期，山西也没有出过一个有名望的作家诗人。董大中先生写过一本书，叫《鲁迅与山西》，考证来考证去，只是说，1924年暑假，鲁迅去西安讲学，回来有一段走的是水路，路过芮城时，下船在岸边站了站，估计会朝北边望了望。同一时期，胡适倒是来过，印象极差，在省政府里，一听全是说山西话的，就知道这个地方多么落后了。过后著文说，山西要发展，必须引进外地人才。
不怕底子不好，怕的是不以为然，还有一种虚骄之气。
前些年，晋商成为热门，你研究，他研究，研究来研究去，竟研究出一个怪论，说是晋商所以风行天下，是因为山西人家，将一等子弟送去经商，二等子弟送去读书，功名上就差了些。我听了，心里直骂：真是恬不知耻。普天下都知道，士为四民之首，以功名为重，怎么一到山西，就成了商为四民之首，以赢利为重？功名上不行也就罢了，还要编出这么一套鬼话，欺人欺世，贻误子孙。这些年山西的高考成绩不甚理想，你总不能说，山西人家，是把一等子弟送去打工，二等子弟才送去读书吧?
人文上的缺憾，不必细说。写作上，简单说两句。改革开放之初，山西在写作上，也还轰轰烈烈，甚至创造了“晋军崛起”的奇迹。但是，有一句话，多少年来，讳莫如深，就是，这真的是山西人创造的吗?要叫我说，主要业绩，是来山西插队的知识青年创造的。到了现在，跟周边省份一比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陕西有陈忠实、贾平凹这样量级的作家，山西可有？河南有阎连科、刘震云这样量级的作家，山西可有？我曾开玩笑说，山西的作家，水平不高，级别不低，都是“侯”一级的——公侯伯子男，侯是二等爵，够高的了。什么侯呢？关内侯，娘子关内抖抖威风罢了。
所以造成这种状况，也还有地理上的原因。
这就是我们常夸的，吾晋者，表里山河也。东边是太行山，西边和南边是黄河，北边是长城，出了长城，就是蒙古大草原。据说从元代设行省以来，山西的版图，就没有变动过。古代设省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为了出兵方便，一定要留下个口子。首都在北方时，口子一定是留在朝南的地方。比如陕西的汉中，怎么也该归到四川，但是，四川是个不安宁的地方，就让陕西的一块地方伸了过去。首都在南方时，口子一定留在朝北的地方，比如江苏的徐州，怎么也该归到中原。明初国都在南京，为了向北方用兵，就让江苏的一块地方伸了过去。山西这地方，东西南北，自然界限太明确了，再加上，本身就在肘腋之下，也就没有留个口子的必要。于是这表里河山，就成了四塞之地。地成了四塞之地，民也就成了化外之民。
前些年一个座谈会上，说到山西如何发展，我说过一个笑话，说最好能央求中央开开恩，给山西开上两个口子。比如说，将山西的晋城市给了河南，而将河南的三门峡市给了山西。这样山西的南部，就横跨黄河，东南一带，又与中原相连。四塞之地，变为天下通衢，想封闭都不行了。
地理上的缺憾，运用得当，也会成为优长，比如民国时期，战乱不休，这样的地理环境，让山西得以保境安民，一个时期，还有模范省的盛名。
由此可见，地理上的原因，不是主要的。最主要的，叫我看，是社会风习上的原因。历史因袭沉重，自然环境恶劣，多了生存上的竞争，少了礼仪上的揖让。习焉不察，久而久之，形成一种普遍的，着眼于功利的深层心理。认识不到读书对个人，对家庭的重要意义。连对个人对家庭的意义，都认识不到，就更别说对地方、对社会的意义了。
校正之法，没别的，只有读书，养成浓厚的读书风气。
光这么说，不顶用，非得有更进一步的体察与领悟，才能自觉地做到。
刚拿到《读书做人谱》的原本，没有当回事，以为不过是“稀释”一下。看了两遍，看出门道了，这本书，正是我想写而没有写的书。龙先生把道理说尽了，把例证举足了，我需要做的，只是以此为契机，破除山西人心理上、认识上的魔障。有人会说，你有这个想法，自己写一本不就行了。要叫我写，会受许多的局限。龙先生是清朝人，没有这些局限，一说就说到根子上。我是就龙先生的话，往开里说，局限就会少些。
读书这个事情，只说多么重要，是不管用的。得说到人的心里去，才会动心，动了心，才会立意，下了决心去做。这本书，若说有什么宗旨的话，就是“读书的乐趣，做人的智慧”。做的正是动心的功夫。
先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就知道多么有趣了。
《士谱》中有一节叫《责己》，举了个例子，说是宋代，寇准掌枢密院，王旦掌中书省，中书省的官吏，偶尔用倒了印，就是钤印时，上下颠倒了，寇准马上就处罚。后来有一次，枢密院的官吏也用倒了印，中书省的官吏，想让王旦也给以处罚。王问：“你们且说他当初责罚你们，是对还是不对?”都说不对。王说：“既然知道不对，我们怎么可以学他?”
这个故事，好多人将之归于王旦先生的机智。
我不这么看。我以为，先得有大的境界，才会有这样的机智。大的境界，常常体现为一种修养。释文中我说，多少年前，跟朋友聊天，曾谈及这个话题，朋友不以为然，说是修养好的人，往往愚直。我说，从小到大，都知道学好，为什么有的人学好了，有的人却变坏了。这里有环境的关系，可环境对人们的影响，都差不多（如社会环境），为什么仍有贤与不肖的差别呢?可见这里头，有智力的作用。学好的，是大聪明，变坏的，是小聪明。我不敢说自己说得全对，但总觉得，好的修养中，必然含着智慧的成分。
读的过程中，我甚至想到，人们说的中西文化的差别，未必全是真的。生活习俗上，或有不同，就像我们国家南方人与北方人有所不同一样。社会理念、道德品质上，说有什么不同，怕是一种人为的说辞。我的看法是，你把它往好里弄，它就好了，你把它往坏里弄，就坏了。东方坏过，西方也坏过，不要说谁家更坏。
据说在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有个碑林，里面有一通墓碑，很普通，甚至不知道墓主为何人。然而碑上的文字，却让世人震撼。碑文是这样的：
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，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。当我成熟以后，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，我的最后的愿望，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。但是，这也不可能。当我躺在床上，行将就木时，我突然意识到：如果一开始，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，然后作为一个榜样，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；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，我可能为国家做些事情。然后，谁知道呢?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。
据说南非的曼德拉先生，就是看了这个碑文，才放弃了暴力革命的想法，采取民主改革的办法。这话的意思，跟中国古代先贤谆谆教导士人的“修齐治平”的道理，不是一样的吗?
美国罗斯福总统公园的墙上，刻着一段总统的名言：
衡量我们进步的标准，不是看我们给富人们带来了什么，而是要看给那些一无所有的穷人能否提供基本的保障。当有一天我们的父母被推进医院，即使身无分文也能得到悉心的医疗。我们的孩子被送进学校，不管他来自哪里都能得到一样的对待。我会说这才是我的祖国。
这样的社会，跟中国古代圣贤所说的幼有所教、老有所养、斑白者不负载于道路，不是一样的吗？
读书，最大的一个益处是，扩大你的视野，丰盈你的胸怀。我们的许多毛病，不是钱财的问题，而是心智的问题。甚至我们的穷富，说到底，也不是机遇的问题，而是心智的问题。有的人，白手可以起家，有的人，你给他多少钱，到头来，还是个穷。
说到这里，我要纠正人们的一个错误认识。
过去很长一个时期，人们总爱说，富不过三代，甚至还说，一辈子当官，三辈子背砖。严格的说，前多少年的“读书无用论”，就是这么来的。富了还要穷，甚至更穷，不如就这么穷着。这种说法，过分夸大了社会上贫富的升降规律。我爱看闲书，有一年看岑仲勉先生的《中国通史》，上面说，中国古代还有一个谣谚，说是“三世之家必复其祖”。等于是说，三代的读书人家，纵然败落下来，后人只要读书，仍能规复祖上的光荣。
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写过一本书叫《明清社会史论》，其中一篇专门研究明清两代社会成功的阶梯，实际就是财富与功名的交递影响。他说，明代进士出身三代平民的，占了半数。明清两代五个半世纪，有功名者，平民出身的占了31%，普通平民及书香之家出身的，占了40%。这是他研究过大量的家谱、县志，采集了1.5万名进士、2.4万名举人的资料后，得出的统计数字。可见读书改变命运，是明清两代的普遍规律。
前些年，山西大学有个叫王欣欣的图书馆管理员，翻检大量资料，写了本《山西历代进士题名录》，承她高看，送给我一本。我认真看了明清两代部分，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哪个地方进士多，这个地方文化就发达；文化发达的地方，经济也就发达。反过来说，经济发达的地方，文化也就发达。可见文化与经济，是交互影响的。最突出的三个地方，一个是南边的蒲州，一个是中部的平定州，一个是北边的代州。再往北就不行了。
读书这个事，也是乐在其中。它养成的，不光是知识，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的习惯。
过去我们不太重视思维对人生的影响，现在慢慢知道了。基本上可以说，什么样的思维，决定了什么样的命运。
最近网上流传一个小段子，说是，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，有个学生问他：“我怎么能像你一样，我怎么能成为你那样的人？”乔布斯做出了著名的回答，他说：“另类思维。”可以说，人生的喜悦，声名的提高，财富的获得，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，就是另类思维。你想想，人们多少年形成的固定思维，几乎像一条条绳索一样，捆着你的身躯，捆着你的手脚，不挣脱这些绳索，你能放开手脚吗?
读书，就是给你这样的能力。
古人说，好学近乎智。这话含糊了些，也谦虚了些，它是引导你思考的，看你能不能悟出更深的道理。说白了，好学，本身就是一种智，好学，才能达到更高的智。
在《读书做人谱》的释义里，我放进许多自己对人生的思考，也放进许多自己做学问的体会。这些地方，常是一写就是几千字，无遮无拦，痛快淋漓。这些思考和体会，也可说是一种另类的思维。
先举例子，如何对待小人。
《士谱》里，最后一节为《养气》，举过几个人物的行事后，是这样两句话：“先哲曰，凡人语及不平，则气必动，色必变，词必厉，惟韩魏公不然，说到小人忘恩负义，欲倾己处，辞气平和，如道寻常事，此何等学养也。”韩魏公指宋代名相韩琦。先哲的话，是元代吴亮在《忍经》里说的。
我在释义部分说，韩琦先生遇到小人作乱，能做到辞气平和，如道寻常事，自有其过人之处。是该学习，也要稍作分析。若不作分析，只是一味效仿，明明生气了，还要装出一副不生气的样子，反于身心有害。
这一事件中，应当看到，韩琦先生是有大功名、大成就的人，其为人处事，自觉不自觉间，都有种居高临下，以强视弱的架势。换句话说，平和的心态，是跟尊崇的地位分不开的。这就给我们一个启发，一个人应当有所作为，作为越大，处世的态度，就越是平和。当然并非全都如此，还有一种情形，作为越大，性情越是乖张，待人越是残苛。一般而论，还是前一种人多些。这对我们为人处世，就是一个不小的启发。
连带的，还有一个启发，就是如何对待小人。要知道如何对待，先得弄清这世上有没有小人。在这上头，世人的意见并不一致，有的认为有，有的认为没有。在《责己》一节里，龙先生在评点文字里，说韩琦先生曾说过，“平生未尝见一不好人者”。看来韩先生就属于那种眼里没有小人的人。小人多半就是坏人。季羡林先生说过，坏人是生下的。他活了九十多岁，去过世界上几十个国家，从没见过一个好人变坏，也从没见过一个坏人变好。进一步推究，就是韩琦先生对小人的防范，也不是他自己说的那么坦然。在《忍经》里，前面引用的那段话的前面，还有韩琦的一段话，说小人不可求远，三家村中亦有一家，当求处之之理。怎么处之呢？韩琦先生的办法是：“知其为小人，以小人处之。更不可接，接，则小人矣。人有非毁，但当反己是不是，己是，则是在我而罪在彼，乌用计其如何?”意思很明白，绝不可与小人过招，一过招，你就中了小人的奸计了。
这就明白了，韩琦先生遇到小人，“欲倾己处，辞气平和，如道寻常事”，绝不是什么心胸宽阔，不动声色，而是一种绝大的轻藐。这才是韩琦先生真正的是非观。
我们平常人的难处是，等你知道对方是小人了，早就叫他糟蹋得遍体鳞伤了。不怕，只要记取教训，不被第二次伤害就行了。然而问题接着又来了，第二个小人来了怎么办?他还是装做好人的样子，未施毒招前又怎么知道他是个小人?再不能往下说了，只能说，人生无常，什么样的磨难都会有，什么样的人都会遇上。重要的是，要强大自身，尽可能的趣利避祸。这样到了韩魏公的份上，才能做到，说起小人忘恩负义，欲倾己处，辞气平和如道寻常事。看来能说这样的话，不仅是一种人生的修养，更是一种人生的境界。
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做起人来，不就应付裕如了吗？
有人会说，你在书里，就这样说的吗?
真的，就这么说的。上面的话，基本上是原文照抄。
这是处世的例子，再说一个做学问的例子。
一个有根底的人，只要留心，随处都可以做学问。
书中有一节名为《责己》，龙先生在点评里，说王阳明先生会读书，并悟到舜之化象，原是此理。不止兄弟间如是也，士果能如此做人，乌有责人之心乎！
释义里，我先说明了“舜之化象”是怎样一个故事，再说其诡异之处。
《史记》上说，舜父是个瞎子，母嚣，弟傲，皆欲杀舜，而舜呢，顺适他们，不失子道，兄弟孝慈。欲杀，不可得，即求，总在身边。等到尧选舜做了接班人，且许以二女，父亲还是想杀了他，让他上房缮草，在下面放火，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。又使舜穿井，舜穿井匿空旁出，父亲和弟弟很是欢喜，以为舜死，便开始分割舜的家产。象曰：本谋者象，于是象取了舜妻尧二女与琴，牛羊仓禀，悉归父母。象就住进了舜的宫室里，还弹起琴。舜往见之，象愕然不悦，说：我思舜正郁陶！
这个故事，流传下来一个成语，叫“象忧亦忧，象喜亦喜”。
诡异之处在什么地方呢?
象和他的父母，都想杀舜，就是在舜做了尧的接班人之后，仍想法设法要杀了他。而每次，舜都能顺利逃走，化险为夷。兄弟俩的关系，原本并不坏，“兄弟孝慈”，不会是单方面的。两次设计杀害，情况略有不同。修缮房顶，下面纵火，以两笠自扞而下，还说得过去。打井，先就在旁边掏了个洞，这才能在上面夯实后顺利逃出。以为舜死了，该分舜的家产了，象说是他先出的主意，先要了两个嫂嫂和舜喜爱的琴，别的都给了父亲。舜回来了，象一点也不羞愧，反而还不高兴地说，我正为了你死去而郁闷呢。等于说，你也得我等我悼念完了再出现呀！
由此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象在无法制止父母对兄长的迫害时，采取了一个暗地里保护的方针?而这一切，又不能明说，明说了就是不孝，只能从脸色上给舜传递各色各样的信息。象是喜悦的神态，舜就知道没事，象是忧虑的神态，舜就知道有事了，要早点防备。这才是“象忧亦忧，象喜亦喜”的本义。千百年来，人们只知这是哥哥对弟弟单方面的疼爱，而没有想到，兄弟互相疼爱，才是真正的孝悌之道。
这样的理解，是能写一篇随笔文章的。
说这个，不是真的要翻这个案，只是提供一种思考的方式。也是想说一下，读书的乐趣，是无处不在的。
说了这么多，还是起初说的那句话：我一直想给山西写一本书，而《读书做人谱》，就是这样一本书。这些年，山西人用自己的实践，已经雄辩地证明，闷头发大财的路子走不通了，钻营当大官的路子也走不通了，该觉醒了，要拯救自己，要让这块古老的土地再次振作起来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，平心静气，刻苦读书。
（《文学自由谈》2017年第4期。图片来自网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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